昨天戴L问我，我们班那个江宁的同学叫什么名字？

我想了想，说，池志斌？不确定。

她说，姓施不姓池。

我疑惑着没有回。记忆像谜山雾海。

然后下车，吃晚饭，洗牙，上车……

然后忽然想起来，施爱斌！我说。

但是，这还只是一个最接近标准答案的答案。

我的记忆老了。

到老了我的记忆就没有了。

人走过，没有记忆，就只是空白而已。

“无常”这回事，生活中无处不在。

周末整理衣柜，翻出一条结婚时的裙子，腰围一尺六。而现在量一量，足足有二尺了。那多出来的四寸是什么？是光阴。是无常。

人在变，样样在变。在你二十岁时，怎能想象自己四十岁的容颜。当你拥有青春健康且气旺运顺的时候又怎能想象春夏的后面跟着还有秋季与冬季，一切有如季节变迁，并非恒定不变。人有生老病死、物有生住异灭、世界有成住坏空，莫不是由刹那的渐变，累积成一种突变。因此，世间一切现象，乃至万事万物，可以说都只是时间性的存在而已。因为不论精神、物质，凡一切现象无一不刹那生灭变化。

由此想起清嘉庆年间左都御史姚元之的一幅对联——“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向高处立、就平处坐、从宽处行”，说的便是惜福守分、低调处世，素朴本真，不僭越人天，然后才能进退自如，安然自在度过一生的道理吧。

学校没有升旗仪式（转自《南方周末》关于龙应台——《亲爱的安德烈》一书） 

南方周末：他们成长的德国小镇是什么样的？

龙应台：

叫克伦堡，在法兰克福近郊。法兰克福是金融中心，这小镇里住着很多银行家、律师、医师，是个有名的富人住的小镇。我们家在的那条街，还算是“正常人”住的街。他们的学校是个公立学校，他们就会观察到中上阶层家庭的孩子们跟土耳其移民家庭的孩子之间的矛盾。他们对势利的人比较反感。 

南方周末：书里也碰触到很多关于国家认同和民族主义的议题。是他们自己产生的这个问题，还是……

龙应台：

他们自己产生这个问题的。因为在德国长大，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大概跟其他大部分的国家里长大的孩子都不一样。

安德烈对这个议题就特别敏锐。他讲到，在一场球赛之后，胜利的一方如果是美国人，他们会一面喝酒一面高兴地大喊“美国第一”；但是如果是一群德国人在喊“德国第一”的话，就会举座侧目。他这一代德国人，对自己作为德国人的这个身份一直是非常尴尬，不知如何处理。他们的成长过程里，从来没有对国旗致敬过也没唱过国歌，学校里没有过升旗典礼。

龙应台：

我希望他超越国族意识。

从带这两个孩子的时间里我观察到三代德国人。第一代是安德烈的爷爷辈，他们在国家主义的熏陶下长大，成就了纳粹的统治；然后是1968年的一代，起来对上一代批判，主张相反的东西：解放、自由，摒弃民族主义、逃避国家主义、拒绝权威等等，这代人成为安德烈这个年龄层的老师们；于是安德烈这代人就在强烈反对权威、反对庄严仪式、不对国旗敬礼的文化中长大，等到安德烈这一代人长大了，成熟了，他们又开始反思跟检讨他们的老师辈，就是说，他们也不见得要照单全收你1968年代的那一套。 

我自己在台湾的那种威权政治下成长，经过了国家强烈塑造的那个过程，所以对国家和民族这东西是极其戒备的。历史汇聚到一块去了，在这一点上，我这个1950年代在台湾成长的母亲和1990年代德国的儿子之间，竟然有了对话的历史基础。 

南方周末：你应该也处于他老师那个层级。

龙应台：

某些层面确实是，但我觉得，我对于我的父母这一代人，可能比他们多一点理解和怜惜吧，不论是海峡的此岸或彼岸。

当你的国家被侵略的时候，要团结起来，抵御外侮——但客观地说，有一些所谓“外侮”，是政治野心家制造的，因为这东西最容易拿来巩固权力，它往往是统治术的一部分。所以对于国家主义、民族情绪什么的，我的怀疑是相当深的。